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中国党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全国优秀教师，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原副校长……信仰了60多年的共产主义，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他，就是“红色理论家”郑德荣。 一生信“马”传“马”终不倦
1926年，郑德荣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龙井村。1948年，还在读大学的他从国统区投奔解放区，在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短训班学习时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被深深吸引。1952年从东北师大毕业留校后，从事党史研究教学，从此与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结缘，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
郑德荣与人合著的《毛泽东思想史稿》是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主编的《毛泽东思想概论》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创立概论体系的教材，印刷13次发行100多万册，至今在全国高校广泛使用。东北师范大学于1981年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是全国高校成立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机构之一。他多次被中宣部、中共党史研究室约请为专家评审组专家，应邀到多个省市、多所大学、多个系统讲理论、讲党史，充分践行了党史专业“资政育人”的社会使命。
郑德荣从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博士生清晰地记得，他上的第一堂，不是讲学术，而是讲做人。他告诫学生，作为党史工作者，永远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要有为党工作的意识”。
作为党史研究的大家，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从不以权威压人。郑德荣的学生，上至“50后”下至“90后”；他宣讲的对象，既有党的高级领导也有普通群众，他总能因人而异，深入浅出，让人入脑入心。很多学生表示，就是因为听了郑德荣的课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产生了兴趣。
郑德荣60岁时曾立下“宏愿”，退下来后，要用10年时间培养出10个博士，出版10部专著。30多年过去了，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生，出版了40部专著，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85岁那年，他发表学术论文13篇；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91岁的郑德荣立即申报十九大专项重大课题；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92岁高龄的郑德荣带病准备纪念文章……
生命与信仰融一体
郑德荣保持着党史工作者应有的尊崇态度，也保持着学者的批判精神，对党内的“四风问题”他忧心忡忡，对自己则严格要求。郑老当副校长那会儿，儿媳凭自己的能力考到东北师大财务处工作，他听说后坚决不让去。之后，他找儿媳谈话说，你工作的事，我心存内疚，但是我在领导岗位上，难免让人感觉是以权谋私，希望你理解，在组织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必须考虑大局。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郑德荣饱受结肠癌的折磨。可他从未放弃任何一次传扬红色理论的机会。党的十九大闭幕第二天一早，他就给东北师大党委副书记王延打了个电话：“建议学校尽快安排宣讲，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讲清楚。我也要去讲。”
今年4月，已经癌症扩散的郑德荣再次住院。他的右肺和三分之一的左肺已经停止了工作。即便这样，他依旧没有停止思考。5月1日，他的博士生胡范坤来医院看他时带来的还是他的文章。胡范坤给他读了两个小时。他拔掉氧气管，用尽全身力气说出了几个字：“要分段，要有条理。”这是他最后一条工作意见。而他生前最后一句完整的话，竟是在一个深夜，醒来的时候对守护他的女儿说：“转达给我的学生们，要不忘初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为我们党的“红色理论家”，郑德荣用一生践行自己的信仰：从1948年投奔解放区开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积极深入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治学有道、卓识远见，他开创了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史的先河；实事求是、臻于至善，他勇于指出我们党曾经在发展进程中由于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进入的误区；与时俱进、奋斗不止，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惦念着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个人的生命，能够记录到怎样的巅峰？
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他攀登到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度；
一颗平凡的种子，可以为民族的未来带来多大的光亮？
16年间行程超过50万公里，每年100多天在最偏远、最荒凉、最艰苦的地方穿梭。
他带领团队收集4000万颗种子，盘点了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
2017年9月25日，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车祸，5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钟扬曾说过的话犹在耳边。 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我们走进钟扬精彩的一生。
“一种基因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未来。”──登上植物学之巅，因为他有独特的“种子观”“种子梦”
青藏高原上，烈日暴雨交替侵袭，稀薄的空气睥睨着每一个野外工作者。
四五十度的陡坡，一个身材壮硕的人在艰难攀爬，脸庞被晒得发紫，牛仔裤和格子衬衫上溅满泥浆。
青藏高原的山峰垂直高差至少500米，一个来回就是1000米。高原爬山不比平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每走一步都好似要用尽浑身力气，可他始终走在一群年轻人前面。
他就是钟扬。
2011年6月，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坡，钟扬带领团队采到高山雪莲，攀登到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最高高度。
为了这一刻，钟扬酝酿了十年。
2001年，钟扬第一次进藏。有的人不理解：一个复旦大学的著名学者，为什么要跑到边疆搞科研？
原来，钟扬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学科的工作中越来越意识到，许多物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意义非凡。
钟扬瞄准了一个地方：西藏──这里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彻底盘点和种子采集。
“一种基因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未来。”
这是钟扬的“种子观”。
“假设西藏有一种应对癌症的植物一百多年后没有了，但一百多年前我采集过5000粒种子，并且把种子放在了一个罐子里。后人拿出来种，即使只有500粒能活、50粒能结种子，这个植物不就恢复了吗？”
这是钟扬的“种子梦。”
这个梦一追，就是16年。
钟扬说，他要在“生命禁区”找到植物界的“成功者”高山雪莲。
1938年，德国探险家在海拔6300米左右的珠穆朗玛峰南坡采集到一种几厘米高的高山雪莲（鼠麯雪兔子），将其记载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被国际高山植物学专著和教科书奉为经典。而此后更无人找到这种植物。
从2011年起，钟扬开始带领团队寻找高山雪莲。6月的一天，他们再度爬上了珠穆朗玛峰。
走到珠峰大本营周围，高山雪莲还未现身。
“继续向上走！”钟扬呼呼喘着粗气，脚下一瘸一拐走得不稳，表情却比任何时候都坚毅。
“找到了！找到了！”
钟扬沙哑的声音透着异样的兴奋。
这是一片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石。在岩石缝里，藏着这种高仅10厘米、长着灰白小绒球花朵的不起眼植物。
“这个发现使我们找到突破现有世界记录的最高海拔分布植物的信心，进一步的分子生物学分析将为揭示其种群来源、动态及其与全球变化的关系提供科学的依据。”
钟扬说，他要在“无人区”盘点“生物家底”。
陡坡直上直下，他在跋涉。不管多远多危险、高原反应多严重，只要对研究有帮助，钟扬就带着学生，从林芝、日喀则，到那曲、阿里，一颗一颗地采集植物标本和DNA样品。
有人劝钟扬，别去阿里了，那里海拔太高、条件太苦，而且物种较少，辛苦一天只能采几个样，不划算。钟扬却说：“正是因为别人都不愿去，阿里地区肯定还有未被发掘的特有植物，哪怕再苦，我们也必须去！”
钟扬的人生，原本可以很从容。
15岁时，钟扬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二十几岁，就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33岁，从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辞职到复旦大学当一名普通老师时，他已是副厅级干部。
有人问钟扬，一天到晚采种子，没有任何眼前的经济利益，值得吗？
“功成不必在我。”他回答：“假设一百多年之后还有癌症，又发现有一种植物可以抗癌，但也许由于气候变化，这种植物已经消失。人们会想起，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集过。”
“在仰望星空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脚踏实地，因为世界上的很多伟大都是熬出来的。”──他是熬出来的“种子猎人”，随身的只有“老三样”“死面饼子”
这是一种细长而直立的小草，花苞绽放时，开出米粒一样大的四瓣小花。
在青藏高原的千沟万壑之间，这样的小草如同沧海一粟。
然而，这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草，却因结构简单、生长周期短和基因组小，而被广泛研究，是植物学家珍爱的“小白鼠”。
拟南芥，上世纪50年代曾被编入植物志。然而在基因技术应用之后，由于没有人在青藏高原采到过它的样品和种子，无法对高原拟南芥进行基因组测序和深入分析。谁一旦找到了这种植物，就掌握了逆境生物学研究的新材料，就能再现高原植物的起源进化过程。
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生刘天猛，至今无法忘记钟老师带着他们寻找野生拟南芥的身影：“他大口喘着气带着我们往山上爬，不放过一个岩石间的裂缝，不放过一颗峭壁旁的小草。”要知道，很多种子并非挂在树上、长在路边等着人采，而是隐没在茫茫荒原之中。
“他就是要带着我们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在钟扬指导下，许敏和赵宁两位学生利用每个周末到海拔4000多米的雅鲁藏布江流域探寻，终于在2013年找到分布在西藏的一种全新的拟南芥生态型。
钟扬将其命名为“XZ生态型拟南芥”，这既是两位年轻人姓氏拼音的缩写，更是西藏首字母的组合：“这是西藏的馈赠，也是大自然的回报。”
在钟扬心目中，有这样一个“小目标”：每一份种子样本，要收集5000颗种子。
按照采集标准，要集齐这5000颗种子，不能在一个地方收集了事，而必须再换一个直线距离50公里以外的地方采集。
有人算了一笔账：集齐一份种子样本的5000颗种子大概要跑500—1000公里。一天800公里，星夜兼程，已是极限。
西藏有1000多种特有植物，光核桃就是其中一种。为了采集这种种子，钟扬和团队收集了8000个桃子，装了两大麻袋，运回拉萨的实验室。
光核桃又酸又涩壳又硬，怎么把桃核取出来成了大问题。
最后，钟扬愣是让所有路过的老师、学生，每个人必须尝7颗。
“为什么尝7颗呢？我研究发现，如果超过了10颗，很多同志肯定一辈子都不想再见我了。光核桃确实难啃，藏族朋友一边吃，一边呸呸呸，然后很认真地说，这个东西不能吃。可是我们必须这样把它吃完。”
光吃完还不够，钟扬和团队还需要把吃剩的核刷干净、用布擦干、晾干，才算大功告成。
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扎西次仁说：“钟老师当时到了藏大，什么都没说，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他血压高，刚到西藏时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他从不抱怨。每天清晨出门，为了把包里的空间尽量省下来装采样，他只带最简单的东西。”
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就是这简陋的“老三样”伴随钟扬走过了16个年头的跋涉──
钟扬团队采集的高原香柏，已从中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美国药学会认证；
钟扬团队率先寻获的拟南芥已无偿提供给全球科研机构，为全球植物学研究提供了支持；
钟扬带着学生扎西次仁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将位于青藏高原的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巨柏登记在册。
钟扬曾说：“在仰望星空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脚踏实地，因为世界上的很多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在艰苦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遒劲。”──他是西藏学科“神话”推动者，但无限拉伸的皮筋竟也有它的极限
“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不知为什么，我的右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夹菜的右手只握住了一只筷子，而另一只筷子却掉在了地上。”
2015年5月2日晚，51岁生日这天，一向精神抖擞的钟扬倒下了，在意识模糊的瞬间，世界在周身无止境地旋转，他被紧急送往上海长海医院。
时钟回拨到2001年，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大学。
彼时，钟扬自主来到西藏做植物学科研，却发现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的“三个没有”：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
西藏大学的老师们也并不看好钟扬：他一个从上海来的“养尊处优”的教授，就能让西藏大学的科研改头换面？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钟扬跟他们想的“不一样”，他坚守下来，扎根高原，这一坚守就是整整16年。
在复旦大学，他除了担负着生命科学学院的授课任务之外，作为研究生院院长，还担负着研究生院的管理工作。院办老师说，用“车水马龙”形容钟老师的办公室一点不为过：“从早到晚不停有老师和学生找他，我们只好规定每人限时15分钟。”
就是在这样本身已经很不够用的时间里，钟扬硬是给自己安排出一份24小时的“狂人”日程表：
21：30，从上海飞往成都，住机场附近；第二天清晨6：00飞赴拉萨，直奔野外采样；结束后，17：00至19：45，审阅论文；20：00至22：00，为西藏大学理学院本科生答疑解惑；22：45至凌晨4：00，与青年学者讨论科考和论文；7：00，从西藏大学出发，再次奔赴野外……
他多少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工作20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用五分钟解决一顿盒饭，开会间隙抓紧时间打个盹，他“压榨”着自己的生命，用“负重前行”换来了无数个“第一”：
他指导西藏大学申请到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将西藏大学的生态学科带入了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行列……
钟扬的身体开始发出一次又一次预警。
2015年5月2日夜，上海长海医院诊断结果出来：脑溢血。
2015年5月15日下午，术后不到半个月，钟扬奇迹般地重新投入工作，而此时半身不遂的他甚至连午餐盒都无法打开。医生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叹了一口气：长期的高原生活、过高的工作强度、严重不足的睡眠，使钟扬出现心脏肥大、血管脆弱等种种症状，每分钟心跳只有40多下。
医生对他下了三个禁令：不再喝酒、不坐飞机、缓去西藏。
没想到，才过一年，他不顾医生告诫，再次走上高原路：“我把酒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2016年6月，学生们在西藏大学又见到了钟扬。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钟扬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此时此刻人们发现，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变本加厉”！
“世界上有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化作千万藏波罗花，人们读懂“钟扬精神”的永恒追求
2017年9月29日，最后送别的日子到了。
复旦大学校园里挂着怀念钟扬的横幅：“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为什么，他身上患有多种高原病，每分钟心跳40多下，医生严禁他坐飞机、进藏，可他却越着急、越拼命，饱尝病痛折磨之时，满腔热血奉献边疆，一颗初心仍然滚烫？
钟扬知道，再进藏可能是死路一条，但他戒不掉、放不下、忘不了，因为那是他一颗科学初心的“瘾”！
没有人能劝住他，因为他早已下定决心：“共产党员，就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
为什么，他已是863生物和医药技术主题专家组的大专家，他18年前编写的教材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他的众多科研成果蜚声国际，而他却16年如一日投身雪域高原的苍茫天地、投身基础学科的教学与科普？
钟扬说，这是高山雪莲带给他的启示：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新的生存和发展！
刚来到西藏大学的时候，钟扬发现西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他二话不说，就拿来老师们的申请书上手修改，还提供申报补助每人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有人估算，十多年来，钟扬自掏腰包给西藏大学师生的扶持，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元。而在他去世后，同事帮他的家人一起整理遗物，发现他的衣物少得可怜，没有羊毛衫，没有羽绒衫，牛仔裤仍是那件磨得不成样子的29元地摊货！
钟扬很喜欢藏波罗花，它越是在环境恶劣的地方，生命力越强。在他培养的首位藏族植物学博士生扎西次仁完成论文时，钟扬唱了一首西藏民歌：
“世界上有多少玲珑的花儿，
出没于雕梁画栋；
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
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钟扬走了，留给妻子张晓艳的，是4位八旬老人和一对正上中学的双胞胎儿子。还是因为对种子的爱，钟扬为双胞胎儿子取名“云杉”和“云实”，一个是裸子植物，一个是被子植物。
张晓艳和老人商量后，做了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决定：把138万元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发起成立“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用于奖励沪藏两地优秀师生。
在张晓艳眼中，设立这个基金，“也是为钟扬完成他最大的心愿……”
张进走了，留下一个问号：
一个国企负责人做了什么，能被职工们一直挂在嘴边、记在心里？采访中，答案逐渐清晰——
29年来，他心怀赤诚、爱岗敬业，工作起来几乎没有节假日和周末；他带领企业大胆改革创新，将基础薄弱的三线军工企业打造成年产值17.8亿元、拥有7大产业群的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科技集团……
6月26日凌晨，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他永远离开了人世。他，就是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总经理张进。
敢打硬仗的“军工人”——“没有‘不可能’‘办不到’，只有‘想办法’‘一定能’”
“选择了军工，就等于选择了使命与责任。”这是张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1987年，大学刚毕业的张进被分配到重庆前卫仪表厂（简称前卫厂），是厂里来的第一个学管理的大学生，一干就是29年。
“当时厂里效益不好，一批来的26个大学生，陆续走了23个，但张进留了下来。”张进在车间工作时的“师傅”杨国才回忆说。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前卫厂和大多数三线企业一样，军工任务不足，企业连续亏损。 张进一进厂就展现出与别人不同的一面。杨国才说，张进不喜欢坐办公室，特别能吃苦，爱到一线跑生产现场，为了弄懂一个工艺流程他能在车间泡上两三天。
1997年，某型军工产品在山西总装期间，包装箱内壁出现锈蚀现象需返工作业。由于包装箱内部空间狭小，油漆味道浓烈，除锈时灰尘非常大。
“我先来！”作为当时带队负责人的张进，拿起砂轮就爬进包装箱开始除锈。
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用一周时间完成了100个包装箱的返工，按时完成了总装任务。而张进却因为工作时腰椎受损，每到晚上就疼得睡不着觉。
正是凭着一股不怕苦、敢打敢拼的劲头，张进很快获得了前卫厂很多人的认可。
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军装备事业迎来了春天，前卫厂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005年，某型号军品有一个连续3年的紧急任务，但以当时前卫厂的生产能力，几乎不可能完成。是选择放弃，还是迎难而上？
时任前卫厂厂长的张进没有迟疑。整整4天，他频繁做论证、拿方案，细到掌握每一个零件的生产进度。
在动员大会上，张进立下军令状。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带领全厂用“铁的纪律、铁的手段、铁的措施”的军工作风，提前半年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
在张进眼中，军品就是企业的生命！一次连续工作累倒后，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那批产品装配得顺利吗？”
为了完成军品任务，他能一个人背起80多斤重的零件摸黑转运；为了提高产能，他能连续半个月蹲守车间，与车间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一起研究工艺方案……
“在张进的人生准则里没有‘不可能’‘办不到’，他的字典里只有‘想办法’‘一定能’。”重庆前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前卫科技）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徐猛回忆道。
改革发展的“领头雁”——“跟着张进干，我们觉得有希望、有未来”
“跟着张进干，我们觉得有希望、有未来。”这是采访中前卫厂许多普通职工的话语。
2004年，张进任前卫厂厂长之初，厂区破旧不堪，仅有军品和燃气表两项产品。他没有等靠要，而是主动出击、主动突围。
前卫科技董事长、党委书记黄四光说，正是靠着一股“亮剑”精神，张进带领前卫厂谋划实现了令人惊艳的大发展大跨越。
上任后，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办公会，就是研究讨论前卫厂整体搬迁。然而，很多老厂在搬迁后就一蹶不振，搬迁对于家底并不殷实的前卫厂来说，钱从哪儿来？
诸多方案中，张进选择了对企业最有利，但风险较大的方案：利用新老厂区土地价差和政府优惠政策筹措资金4.05亿元，除去建设和搬迁，余下资金全部用于工艺设备仪器的更新和补充。
2009年5月，工厂顺利完成了整体搬迁，彻底改变了公司面貌和生产环境。搬迁的同时，张进就在苦苦思索，搬迁后如何发展？他把目光投向了民品产业。
对民品产业，张进完全把前卫当作一个创业公司来做。他在观念上倡导“居危思危”、在管理上提出拆除“围墙经济”、在执行力上建立压力传递机制。让员工深刻认识到企业不发展、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对于现有产业，张进提出“军品做精品，民品树品牌”的经营理念，持续巩固和壮大，用3年时间就把前卫厂的燃气表打造成了全国同行业的领导者、国家标准制定单位。
随后，张进又开始琢磨与燃气表相近的水务行业。2007年，张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谈判，收购了民营企业——重庆智能水表有限责任公司，率先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在水表上。
2010年前卫厂改制并更名为重庆前卫仪表有限责任公司，结束44年的工厂制历史，进入到公司制时期。2013年8月，按现代企业管理要求和自身发展需要，更名为前卫科技，开启了集团化管理模式。
“他总是充满了激情，敢想敢干，敢拼敢闯，多谋善断，用事实创造了为人称道的‘前卫速度’。”黄四光说道。
在张进精心谋划组织下，前卫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由原来单一的产业发展到现今的军品、燃气计量、水务计量、风电控制系统等7大产业群，经济总量翻了4番，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17.8亿元、利润8107万元。
正如张进多年的工作搭档、退休的前卫科技前党委书记顾勤恳所说：“当年如果保守一点，一味苦熬，就不会有今天前卫的大发展。”
无私忘我的“忙活人”——“工作就是我最大的兴趣，工作也是我最大的放松”
“熟悉张进的人都知道，张进的‘忙’是出了名的，因为他工作标准很高。”张进周边人道出了心中的感受。
2015年8月，组织任命张进兼任重庆船舶工业公司副总经理、重庆海装风电副总经理。面对全新的领域，张进满腔激情开始了对新课题的挑战，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
“他一年之中有近半时间在外出差，几乎没有节假日和周末，通宵达旦工作更是家常便饭。”在别人眼里，张进每天都有办不完的事。
有时候同事们看着他忙碌的身影，忍不住劝他休息一下，注意身体，张进的回答是：“工作就是我最大的兴趣，工作也是我最大的放松。”
在张进和其他班子成员的带领下，海装风电2015年的各项经营指标再创历史新高，风电产业集群年度新增装机规模国内首次进入行业前5强。
“除了工作，真不晓得他脑壳里还想些啥。”张进妻子雷爽这样说他。张进却说：“这么大一摊子事，我哪有时间休息。”
长年累月忘我的高强度工作，使张进的身体严重透支，积劳成疾，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在一次公司会议中，张进出现了咳血，被医院诊断为肺癌晚期。
生病住院期间，他全然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强烈反对，经常是拔了针头就上案头，只要精神状态稍好一些，他就会回到公司询问工作进展。
然而，一辈子要强的张进最终没有抵挡住无情的病魔。在弥留之际，面对前来看望他的公司领导和日夜守护身旁的妻子，他眼含热泪说——
“对于公司，我没有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将重任与压力留给了公司班子成员，请大家原谅。对于家庭，我不是好儿子、好丈夫，没能为父母尽孝道，也没能孕育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给妻子一个完整的家。”
“作为新时期基层国企改革发展的负责人，张进始终坚持创新发展、敢为人先，走出来一条具有前卫特色的多元化发展道路，把一生献给了国企改革发展事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胡问鸣说。
2016年6月26日，就在前卫科技已经突出重围走向世界、海装风电也开始迈向全球的时候，那个献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张进，却永远离开了人世。
灵堂里，几百名职工留下为他守夜，赶来看他最后一眼的职工挤满了过道……
熟悉他的人忘不了他通宵达旦工作后布满血丝的双眼，忘不了他在工作岗位累倒后的消瘦身影，忘不了他弥留之际流露出的对事业的遗憾和对家庭的愧疚。
张进走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了52岁！
也有人说：张进没走，因为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了大家心中！正如一名职工在留言中所说：“我们终将老去，而他永远年轻！”
“查问题不怕多，有压力我来扛”
——追记江西省委第三巡视组原组长李泉新
活着时，他是贪腐分子闻之色变的巡视尖兵；离去后，他是长存百姓心中的好干部。
58岁，江西省委第三巡视组原组长李泉新（上图，资料照片）因病匆匆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留下无尽怀念。
离别那天，大雨滂沱。人们跨过河、蹚过水，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他们万般不舍的好同事、好领导、好干部……
“没有不能揭的黑，没有不敢碰的恶”
27年前，风华正茂的李泉新推开江西省纪委的大门，一头扎进纪检监察工作中，从此再没“挪窝”。身为“北大才子”，李泉新总说：“我是农民的孩子，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报答组织培养的最好方式是努力工作，不忘党和人民的重托。”
对党的忠诚，流淌在他的血液中；对人民的承诺，融化在他的担当里。
两年前，作为江西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的李泉新接受重托，担任省委第三巡视组组长。
巡视第一站，南昌。“南昌情况复杂，况且你家在南昌，换个地方吧！”有人劝道。“组织让我去哪就去哪。”李泉新态度坚决。
“没有不能揭的黑，没有不敢碰的恶。”和腐败分子的斗争，是智慧的较量，更是对胆魄的考验。
“别把事情做绝了，我知道你儿子在哪里工作。”巡视南昌时，自感被列上“黑名单”的某干部气急败坏地撂下狠话。李泉新毫不退缩，他勉励同事：“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巡视就要动真碰硬。”没多久，该干部就接受组织调查了。一轮巡视下来，南昌“成果丰硕”，三个市直部门“一把手”全部落马，广大干部深受震慑。
“查问题不怕多，有压力我来扛。”这是李泉新常挂在嘴边的话。巡视组进驻西湖区桃花镇后，百姓纷纷举报当地干部侵吞拆迁款。“地方纪委不是刚查过吗？新领导才上任怎么又有举报？”李泉新推测，深层次的盖子还没揭开，“有问题就严查到底！”巡视发现，问题的背后存在权钱交易、准黑恶势力干预。李泉新把问题线索移交给当地纪检监察机关。
孰料，干预调查的阻力来得快、来得大。各路说情纷至沓来。李泉新不为所动，他告诉审查人员：“你们只管放手查，省委巡视组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不出半月，问题水落石出，桃花镇前后任书记，副书记、镇长、常务副镇长都被调查。百姓闻讯，拉起横幅、燃放鞭炮，表达对巡视组的感激之情。
数轮巡视后，省委第三巡视组赢得了“巡视王牌组”的称号。但凡三组进驻，贪腐分子无不闻之丧胆。
“打一仗、进一步，要不断总结规律和方法”
巡视讲方法，工作有成效。
纪委工作多年，案子办得多了，案卷也翻了不少，李泉新对违纪人员的“套路”了然于心。巡视中，李泉新总结归纳出一套深受赞誉的“全新（泉新）工作法”。“挖老矿”“捅天花板”等办法，成为巡视组发现问题的“法宝”。
两年前，巡视组进驻省直某单位后，了解到该厅原副厅长被判刑入狱。凭着老纪检人的敏锐直觉，李泉新觉得此案还有“嚼头”，或可打开工作局面。通过查阅案卷、找服刑人员谈话，李泉新和同事发现了新的线索，确定了一批新的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组里同志兴奋地说：“‘老矿’果然有挖头！”
善于思考、善找规律，这是同事对李泉新的一致评价。
巡视某省直单位时，李泉新又提出“捅天花板法”。有人举报，该单位专项资金使用混乱。然而，细查账面并无问题。“专项资金的大部分拨给了下属单位。”个别谈话中，某干部的一句话点醒了李泉新。随即，他安排组里同志分赴该单位的下属单位调查核实，最终由下及上，捅破“天花板”，查实了这个省直单位存在资金监管不严、公款送礼等问题。
巡视就是战斗。李泉新常说：“打一仗、进一步，要不断总结规律和方法。”组务会上，他鼓励同事大胆建议，集思广益，“谁的办法好就按谁的意见办”。省委第三巡视组组员李思远回忆，“我们都盼着每周例会，那是展现个人才智的舞台。”
为了解被巡视单位的情况，李泉新又瞄准审计、财政等方面的力量，有时抽调审计局干部等专业人员，深挖一些单位的“小金库”，成果斐然。
“我们来巡视，就要有纪律”
巡视工作，容不下半点私情。
李泉新把纪律挺在前面，把规矩放在首位，“我们来巡视，就要有纪律。”
在省发改委巡视，李泉新约法三章：用餐从简，不陪同；领导非请不到；工作上支持，不干扰。进驻省水利厅第一天，工作人员送来香烟，李泉新不收；放进房间的水果，他主动撤了出来。
立了规矩，就绝对遵守。对于想陪餐的领导，李泉新一概拒绝。一次，被巡视单位某领导趁巡视组成员吃饭的时候来到食堂“汇报工作”，汇报完毕，想留下用餐。李泉新说：“对不起，你吃饭还是要到自己食堂吃。”对方听罢，只好走了。
对于其身不正、想方设法说情的干部，李泉新更是一口回绝。去年底，李泉新带队巡视省直某单位时，查出该单位原纪检组长违纪事实。对方曾是李泉新的老同事。了解情况后，对方四处找关系、打招呼，想让李泉新留点情面。对此，李泉新公事公办，最终了解印证了对方存在违纪问题。
树立巡视干部好形象，李泉新要求巡视组成员做到“四不”：不准单独外出，不准参加吃请，不准接受馈赠，不准带走被巡视地方的任何物品。李泉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巡视期间，选择驻地时，他说：“有地方住，有张桌子就行。”病重期间，李泉新坚持到赣州出差，妻子要求陪同照顾，被他拒绝，“我们去巡视，还带着家人，别人怎么看？”……正是凭着这种规矩意识和清正作风，李泉新带领省委第三巡视组打了一场又一场胜仗，得到了同行和被巡视单位干部的由衷钦佩。
“有什么事，都推到我身上来”
既当黑脸包公，也常春风拂面。
某区委书记遭到举报，涉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经了解发现，他在群众中口碑较好，决策合理合规，个人并无贪腐，但存在工作急躁、方法简单的问题。对此，李泉新在巡视工作会上明确表态：“不作为个人问题上报省委，只进行谈话提醒。”同时，他结合自身实际教方法、传经验。怀着感激之心，该干部许下承诺：“组织帮我卸掉了思想包袱，我一定甩开膀子好好干！”
对同事，李泉新也关怀备至。巡视南昌市期间遭受威胁后，李泉新默默扛住，直到整轮巡视结束了才淡然提起。考虑到有熟人找巡视组成员说情，怕他们抹不开面子，李泉新将心比心道：“你们还年轻，有什么事，都推到我身上来。”
巡视组副组长熊桂生记得，凡是要带队考察，或是有发言、讲课机会，李泉新都给他舞台。谈及组长的良苦用心，熊桂生一度哽咽。
“无论多晚，他总在驻地等外出了解情况的同志全部回来后才吃饭”“晚上他总是让我们早点回去，自己则留下来看材料”“去世前不久，他还特地发短信叮嘱我们‘工作上要张弛有度’”……在同事们记忆里，这样的画面还有很多。
李泉新走了，但并未走远。正如巡视组一名干部所言：“他的品德和风范将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37岁的河南安阳市救助站站长许帅，为救助流浪乞讨者鞠躬尽瘁。患重病后，他以坚强、乐观的心态边化疗边工作，他的信念和毅力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逝世后，他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用实际行动来追求“生命的宽度”。
许帅2008年担任安阳市救助站副站长，2013年通过竞聘担任站长。深感责任重大的他，经常吃住都在救助站。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和不规律生活，2014年9月，许帅出现腹痛、便血等症状。在当地医院无法查明病因的情况下，同年11月，许帅被转入北京协和医院，确诊为胃癌四期，生命大约还有3到6个月。
突然袭来的病魔，并没有打垮这名年轻民政干部的意志，反而更加激发起他时不我待的工作热情。面对病魔，他毅然放弃北京优越的医疗条件，坚持回安阳，边化疗边工作。
“为了让他留在北京，我整整劝了一上午，我们爷儿俩为此吵得很凶。最后帅帅说，‘爸爸，我知道你爱我，但是我看着救助站一步一步成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也很爱它，我放不下’。”父亲许宏刚哽咽地说。
回到安阳，许帅只能通过化疗抑制病情。化疗的副作用会使头发脱落，于是他就在化疗前去理发店理成了光头，还在微信朋友圈晒出自己的光头自拍照，写着“第一天光头上班，心情好，蒸蒸日上”，还加了一个笑脸。
“剃了光头，身上挂着导流袋，有时连坐也坐不下，只能站着。”回忆起一年多来带病坚持工作的许帅，同事杨瑞红眼眶马上就红了，“由于腹腔大量积液，最严重时，每天要排出10余斤液体，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2015年7月，许帅病情出现反复，手脚崩裂、溃烂。即便如此，8月12日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得知许多在天津港的务工人员需要返乡或临时安置，他主动与天津方面联系，安排对接工作。
“许帅是一个不听话的病人，在他住院期间，经常一治疗完就不见人影，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去上班了。”安阳市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王俊生说，“但也正是他的这股乐观和坚强，让他打破了身体的极限。本来只有3到6个月的寿命，他最终延续到了一年零十个月，可以称得上奇迹了。”
罹患重病后，身边的人都劝他放弃工作。许帅却说：“死亡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人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
“这是我能救助别人的最后一站了。”2015年7月，病情反复后，许帅向有关机构申请了遗体和器官捐献，将自己的所有奉献给了社会。
2016年6月28日晚，许帅从昏迷中醒来，挂在他嘴边的只有两个心愿，一是要为智力障碍人员安置区安装一个避雨阳光棚，让他们下雨天也能有个活动场所；二是“如果有什么不幸，请把我的骨灰埋在救助站的大树下，我要和救助站在一起，看着他长大”。
许帅患病住院后，一些不断来探望的安阳市民还揭开了这名基层民政干部的另一面。由于反扒的特殊性，安阳市“反扒联盟”成员身份被严格保密，直到许帅住院，“反扒联盟”的管理员老贾来看他，大家才知道他的这一身份。
许帅的心脏在2016年9月1日凌晨停止了跳动。当天上午，他的眼角膜成功捐献，9月2日移植给了一名17岁男孩。9月5日，另一个眼角膜移植给了一名39岁的女性。他的遗体由郑州红十字会委托的郑州大学附属医院接收，之后会用于医学研究、日常教学和临床等。
巍巍大山，气势磅礴，皇竹草随风摇曳似低语思念；北盘江水，奔腾向前，惊涛拍岸回响如声声吟唱；二十四道拐，蜿蜒曲折，曾铭记多少英雄，如今又记住了一位英年早逝的党员领导干部……
4月12日，贵州晴隆县委书记姜仕坤突发心脏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年仅46岁。在这个曾因贫困“出名”的偏远小县，他耗尽了自己最后一份心力，换来晴隆的大变样；他把自己的血和汗，永远地洒在这片大山江水间……
发展有路子
“他为晴隆的发展找准了路子，改变了干部的思维，也提振了干部与群众的精气神”
站在山巅俯瞰“二十四道拐”，令人遐想无限：这条书写过“抗战生命线”辉煌的“历史弯道”，是唤起太平洋两岸二战记忆和中华民族抗战记忆的“活化石”，也是姜仕坤带领晴隆人民实现脱贫梦想的起点。
晴隆石漠化严重，土地贫瘠缺水，地形山高谷深。多年以来，如何带领群众在这穷山沟里脱贫致富，一直让当地干部一筹莫展。
整合历史文化和当地自然资源发展山地旅游业，点亮“二十四道拐”这张名片！这是姜仕坤带领晴隆发展旅游脱贫的胸中蓝图。为了将蓝图化为现实，姜仕坤带领干部收集关于“二十四道拐”的文献，编撰出版物；招商引资建设安南古城影视基地，筹拍电视剧《二十四道拐》……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电视剧《二十四道拐》的热播一下子“引爆”了过去几乎为零的晴隆旅游业！这一年的国庆黄金周，10万自驾客涌进晴隆，让晴隆的干部群众“看傻了眼”，也让姜仕坤内心激动不已。
“晴隆旅游业的发展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图，姜书记付出了巨大心血，他常站在山顶，静静地望着二十四道拐。”晴隆县委副书记王琴说，“他为晴隆的发展找准了路子，改变了干部的思维，也提振了干部与群众的精气神。”
县城改造，是姜仕坤带领干部群众完成的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晴隆县城已经十几年没啥大变化，1.7平方公里的县城面积，街道狭窄路面破损，基础设施落后，看起来甚至不如一个乡镇。
刚到晴隆县任县长时，姜仕坤就让住建局、国土局的干部一起到县城里走走。当来到汽车站旁，看到周围环境如垃圾场般时，姜仕坤陷入沉思：“县城建设，就从这里开始吧！”
此后两年多，姜仕坤走遍了县城的旮旮角角：他走进拆迁户做群众思想工作，爬到山上对照图纸看规划方案；为了能让群众得实惠，他与干部讨论关于征地拆迁的方案不下50次，才敲定最终方案；为了筹集建设资金，他带着住建局长跑遍了省里的银行……如今，晴隆县城面积扩大到6平方公里，城镇人口超过10万人，县容县貌大为改观，新区建设如火如荼。老百姓感叹：晴隆赶上了好时候，终于也有这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为带领晴隆冲出经济洼地，姜仕坤确立“工业强县、生态重县、旅游名县”的发展战略，围绕“羊、茶、果、蔬、烟、薏”六大特色产业调整产业结构。
几年发力不停步，晴隆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20.89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55.13亿元；财政总收入从3.4亿元增加到7.63亿元；贫困人口减少8.6万人，下降到7.91万人……这一切，无不凝聚着姜仕坤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心血与汗水。
肩上有担子
“他内心充满正义感，关键时刻敢于担当，敢于跟利益群体叫板”
生于苗家、长于农家，能为大山里的群众带来美好生活，是姜仕坤始终不渝的追求。严重的痛风让姜仕坤苦不堪言，但任职晴隆、带领十几万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姜仕坤深知自己肩头的那副担子有多沉、那份责任有多重，他将自己的身体拼到了极限。
长流乡地处偏僻，山路崎岖颠簸，不少干部形容这是“来了就不想回去，回去就不想再来”的地方。姜仕坤为了长流乡的发展，多次到当地调研指导，他带领县里的科局长们在长流乡开会到深夜，确定了发展方向；他忍着痛风一瘸一拐地爬到山上，查看经济林木的种植情况；他走村入户与群众聊家常问生计，把群众反映的每一个困难都记在心里。
工作之余，姜仕坤总会挤出时间看书学习，他知道要致富得先富头脑。姜仕坤的宿舍里，一张小方桌上摆满了治疗痛风的药品和各种书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羊生产学》《重启史迪威公路的多视角分析》《大转型》……办公室的书柜里也满是各种书籍。“姜书记很爱看书，还经常给别人推荐好书，他总说在这个岗位上要有和这个岗位相匹配的能力。”姜仕坤的同事们对此印象深刻。
就这样，通过努力钻研学习，姜仕坤不断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从没搞过旅游的他，愣是把旅游业打造成了晴隆的亮丽名片，被认为是“开天辟地的创举”；并不懂羊的他，成了养羊专家，推动晴隆养羊产业的快速升级，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羊书记”。
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晴隆的发展，姜仕坤可以毫不顾忌个人前途乃至人身安危。当地干部忘不了这样一幕：
隶属贵州的晴隆锑矿在2009年改革中全权委托给一家公司托管经营，但这家公司非法转包，导致非法开采严重。2011年，时任县长的姜仕坤为响应省委号召，提出晴隆锑矿现在的管理方式既不利于资源开发，也不利于安全稳定，要想办法争取划转管理权。因触碰利益群体的“奶酪”，姜仕坤遭到诽谤甚至人身威胁，但只要对群众有益，对晴隆有益，姜仕坤一步不退，最终，他成功地为晴隆争取到锑矿管辖权。
“姜书记平时脾气很随和，但他内心充满正义感，关键时刻敢于担当，敢于跟利益群体叫板。”晴隆县副县长封汪鑫说。
心中有尺子
“他建议提拔重用的人选都很公道正派，现都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干部干部，就是要先干一步，干部只有干事，人生才有价值。现在有的干部懒、散、慢、浮、拖，这就错过了干事创业的最好时机。如果再过十年二十年快退休了，想干事都没有机会了！”在一次全县组织工作会议上，姜仕坤一脸严肃，言语恳切。
晴隆的干部都说：姜仕坤心里有一把尺子，那就是作为党员干部的戒尺，他用这把尺子衡量自己，也用来衡量干部队伍。
此前，因受“黄金案”影响，晴隆的一些干部不在状态。为此，姜仕坤带领干部一起干，事无巨细干事创业，身先士卒作出表率。“看到书记都这么拼，我们哪还好意思懒散？”姜仕坤的身体力行感化了干部，也带动了干部。
为了提高偏远山区乡镇干部的积极性，只要有成绩，姜仕坤就在大会上提出表扬，为的是提气聚力，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同时，姜仕坤也注重对优秀乡镇干部的提拔任用，让偏远落后地区的干部看到希望。有干部坦言：“姜书记的做法让我们感觉自己很受重视；以前搞脱贫攻坚感觉自己是观众，现在感觉自己也上舞台了，大家更加务实肯干了。”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常委、兴义市委书记许风伦，回忆起与姜仕坤搭班子的时光由衷感叹：“在干部问题上，仕坤看人很准。他建议提拔重用的人选都很公道正派，现都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姜仕坤看来，抓干部队伍建设，拧紧“总开关”至关重要。一次，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贺伯果跟随姜仕坤出差时抽空逛书店。“我当时打算买本娱乐书籍，姜书记看到，脸就沉下来了。”贺伯果回忆：“他说年轻人看这样的书就把心思搞歪了，多看看历史经济理论的书，多积累正能量。”
为了加强干部的思想建设，只要有时间，姜仕坤都会出席县委党校的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给干部加油鼓劲。为了让偏远深山的干部能够提升能力素质，姜仕坤两次要求组织干部到高校学习。
在关爱干部成长的同时，姜仕坤也没有放松对干部的严管。在2015年度的两次考评中，长流乡连续排名末位，姜仕坤不因长流乡党委书记李秀松从县委办下到乡镇就偏袒，不因长流乡条件艰苦、工作基础差就护短，按照规定将李秀松纳入召回管理名单，并责令其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表态。在姜仕坤看来，作为乡镇党委书记，李秀松必须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扛紧发展的担子，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亦不放松。任职县委书记期间，姜仕坤常带领组织和纪检部门干部到乡镇、单位调研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先后查处了卫生系统虚套农合资金系列窝案，光照镇社保所原负责人挪用、贪污社保基金案等案件，这些“硬招”给晴隆带来了缕缕清风。
姜仕坤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做事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良心；我们的干部也要这样。”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在干部群众看来，姜仕坤一身正气，这正气不只濯清自我，更濯清干部，涵养着晴隆的政治生态。
“提笔安天下，跨马定乾坤！”
在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飞行员宿舍的一扇门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位飞行员贴上去的。这句话上面，是一张年轻英俊的照片。这个怀着远大理想、看上去似乎有点“年少轻狂”的阳光男孩，曾经是一位驾驶舰载战斗机巡天蹈海的飞行员。
他叫张超，一级飞行员，护卫祖国海空的“飞鲨”英雄。在飞行训练时，因飞机突发电传故障，张超不幸以身殉职。近日我们来到这里，在部队战友和家人亲属的回忆中，我们追寻英烈，从另一个视角来敬慰英雄。
英雄眼里的“纯净小子”
同一个梦，冥冥中牵连着两位“海空英雄”。
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海空卫士”王伟，另一位则是从王伟生前所在团走出来的舰载机飞行英雄张超。
英雄跨越时空，惺惺相惜。
张超的大舅当过20年兵，张超就是在听着大舅讲的一个又一个战斗故事中长大的。英雄梦就是这样生根发芽。
2001年4月，得知海空卫士王伟在“中美撞机事件”中的英雄壮举，原本渴望当兵、渴望成为一名海空飞行员的张超，当即拍案而起，在为王伟英雄叫好的同时，他暗自立下誓言：一定要当一名像王伟一般的海空卫士，时刻守卫祖国的万里海空！
时隔8年之后的2009年7月，经过航校和部队的严苛训练，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张超，毅然选择了“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南海舰队航空兵某团。报到时，张超一句“我就是冲着王伟来的”豪言壮语，至今令许多战友印象深刻。
能在自己心中崇拜的英雄所在部队从军报国，张超内心满是自豪，全身满是动力。学英雄事迹，当英雄传人。在英雄精神引领下，张超先后出色完成两个机型改装，迅速成长为优秀的海军航空兵三代机飞行员。
“张超这小子，天生就是块干飞行的料！”2014年底，进行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考核选拔，舰载航空兵部队司令员戴明盟第一眼见到张超时如此感慨。
“他朴实阳光，眼神透彻，脸上总是挂着笑，很有亲和力。”“他那种期盼甚至带点乞求的眼神令我感动、让我心动，我就喜欢像他这样纯粹追求飞行事业的飞行员。”被誉为“航母舰载战斗机英雄试飞员”的戴明盟红着眼圈，动情地追忆。
张超见到戴明盟也特别激动，急切地说：“我非常仰慕您，特别想成为您光荣团队的一员！”
2015年初，已是单位飞行骨干、家属也特招入伍随队的张超，主动舍弃个人提升机会和安稳家庭生活，毅然来到舰载战斗机团。
战友口中的“暖男超哥”
“张超从来都是这样，他太痴心于飞行了，训练起来没日没夜，飞行起来无畏无惧。”说起训练，战友们认为张超是个“拼命三郎”，但在生活中，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暖男”“超哥”。
张超喜欢打篮球，打得很好。打球时，不管是对他犯规还是不小心碰撞，他从来不发脾气，总是笑呵呵的。
张超不会踢足球，但是只要组织踢球，他都会参加。他不上场，在旁边帮大家收拾衣物、拿水保障。大家感觉他像个邻家大哥。
在一起飞行时，张超对地勤官兵特别尊敬，总说“空勤地勤是一家，大家都是好兄弟”。一次会餐，张超以水代酒敬地勤人员，他说：“感谢地勤人员给我们维护飞机！感谢兄弟们的辛苦保障！”大家听了很感动。
张超有个习惯：每次起飞前和着陆停稳出舱前，他都会给地勤人员伸个“大拇指”。这个细节让大家感觉很温暖。事故发生后，一个地勤人员说，“真希望那次着陆，他能和往常一样，还向着我们伸一个大拇指，可没想到，这成了永远的回忆。”
张超是家里的独子，也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张超父亲企业改制下岗，母亲身体不好，全家因拆迁长期租房居住。张超生活很节俭，这让朝夕相处的战友印象深刻。“他洗发水快用完时会兑点水再用几次，旧款剃须刀用了不知多少年，衣柜里只有几件军装和运动服，床下两个小箱子，鞋架上几双旧鞋，剩下就是书。他牺牲后，教导员让我整理他遗物，发现就只有这几样东西……”
和他同寝室的飞行员艾群一直不理解比自己小3岁的张超为什么这么费力攒钱。当张超把多年积攒的20万元一次性给父母在乡下建房子时，他才明白，这是张超的孝心。
“虽然他过得特别节俭，但对战友们却不抠门。休假回来，他会把妈妈做的腊鱼、萝卜干给我们分享，还从千里之外拖着一大行李箱老家特产‘酱板鸭’分发给大家尝。就在牺牲前10天，他让妻子寄了两盒‘君山银针’新茶，分给我们喝。现在茶未凉，他人却走了……”说起张超，战友们泣不成声。
“相守变永诀只是一瞬间，鲜活的面孔变成了怀念。我哭泣着呼唤你的名字，期盼你能给我只语片言。带着我的祝福我的牵挂，愿你在天堂里飞得更远……”团参谋长徐英含泪为张超写了一首100行的长诗，追忆他们曾经的点滴，寄托自己的哀思。
战友们说，张超虽然不在了，但他永远是舰载航空兵部队的一员。
家人乡亲心中的骄傲
“女儿很想你。”“没有办法不想念……”“与你分别78天了。你是否还能够感知这血染的荣誉？”……
打开张超微信的朋友圈，一字一句，一图一文，每天更新，好似他从未离开过。自从张超牺牲后，妻子张亚每天帮着张超更新着朋友圈，时而发一张女儿的图片，时而抒发自己的思念之情。
在海军南航飞行团时，妻子为支持他的飞行事业，辞去了国航空乘工作，特招入伍来到海南。2014年，可爱的女儿出生、父母也过来团聚，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美满。
面对张超选择舰载战斗机，家人起初并不理解。父母劝他：“我们在电视上看过，航母上飞比陆地要难得多、也危险得多，你可要想清楚。”妻子问他：“一家人刚团聚，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分开？”然而，他们也知道，这是张超热爱的事业，最终还是默默支持他。
今年4月，张超牺牲前，妻子张亚曾想来部队看看他。
张超到舰载航空兵部队一年多了，还没让张亚来过。每次张亚提出要来，他总说，“等我上完舰。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只有真正驾机在航母上起降了，才算得上是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4月27日，张亚买好了第二天的火车票，跟张超约好，先去沈阳看朋友，再趁“五一”假期来部队看他。
那天晚上，张超平日里很准时的“平安”电话却迟迟没有来，张亚打了好多个过去也没人接。她有些心慌，往常只要白天飞行，张超都会打电话报平安。
但无论如何，张亚也没想到，挚爱海天飞行的丈夫已经走了。
张超和张亚有一个浪漫的约定——等他上舰那天，她要来部队共同见证梦想成真的一刻。张亚将会手捧鲜花，和两岁的女儿一道，迎接心中的“男神”凯旋！
可是，这个约定再也无法成为现实了。
在家人和乡亲的眼里，张超是个孝顺懂事的好孩子；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张超是个乐于助人、重情重义的好学生。张超上军校后发的第一个月110元津贴，只留了10元买洗漱用品，其余100元寄给了父母，父母至今都舍不得花，留着做纪念。他自己穿着旧皮鞋，把新发的皮鞋寄给父亲。每次回家探亲，他总是陪父母说笑，聊聊心爱的战机和未来的规划，告诉他们飞行是多么的快乐。
张超父亲张胜华是一名老党员，得知张超牺牲的消息后，张胜华第一句话就是：“孩子给组织添麻烦了，孩子给部队添麻烦了。”言语间，令人动容。